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 Volume 20, Issue 3, 2019

本文在Jerry Norman (1969)和孫順(2016)的基礎上，在原始閩北區方言的韻母系統裡構擬了*ə組韻母(*ə、*iə、*əu、*əŋ、*iəŋ)。

本文首先分析今北部吳語從邪澄牀（崇船）禪等聲母讀音，指出這些聲母讀擦音是吳語固有讀音層（白讀），讀塞擦音是以後杭州半官話覆蓋層（文讀）；然後再分析這些聲母在南部吳語裡的情形，發現與北部吳語大致相同，只是白讀讀擦音的不包括澄母。作者認為從邪崇船禪讀擦音是直接繼承了《顏氏家訓—音辭篇》裡所說的江東方言從邪不分、牀（崇船）禪不分的特點，據此本文提出鑒別南朝江東方言的一個語音特徵：從邪崇船禪母都讀擦音。以此鑒別特徵為依據，本文再考察了北部吳語、南部吳語、江淮官話、徽語、閩語等方言相關聲母的讀音，指出吳語（不包括杭州話）、徽語嚴州片是古江東方言的範圍。不過這些地區的方言歷經一千多年的語言接觸和自身演變，也覆蓋著來自中原權威官話和地區權威話的塞擦音文讀層次。塞擦音文讀層與擦音白讀層互相競爭，此消彼長，使得這些方言裡讀塞擦音還是擦音「一處一個樣，一筆糊塗賬」。

傳統語言學界對漢語動量詞的研究儘管在細節方面有不同的分析方法，但是都認為數詞和動量詞構成一個句法整體，在具體結構中作狀語、賓語等。生成語言學者大部分也是把數詞和動量詞構成一個句法整體，也有生成語言學者不把數詞和動量詞構成一個句法整體，而是投射層級結構。本文評論Zhang (2017)的層級句法分析，首先指出Zhang提出的事實概括並非只支持層級分析，然後論證Zhang提出的兩個佐證也不支持動量詞的層級分析，甚至得出相反的結論，最後提出動量詞層級分析會導致多個難以解釋的句法語義方面的困難。

跨語言研究中的雙及物結構是一個句法－語義概念，由雙及物動詞及其三個論元——施事(A)、與事(R)和客體(T)組成，句法上可以有多種編碼方式，語義基礎為物品轉移義，其原型動詞是「給」。彝語諾蘇話「給」和其他的三個論元結構有一致性，可以將其公式化為：「N1:A-N2:T-ka³³-N3:R/L-V」或「N2:T-N1:A-ka³³-N3:R/L-V」，其語義基礎為處置義，ka³³是表示處置的輔動詞，支配客體T(heme)即N2；N3或為接受者R(ecipient)，或為處所L(ocation)；N1為施事者A(gent)。彝語諾蘇話沒有真正句法意義上的「雙及物」結構，而是通過兩個「單及物」結構，即連動結構來表示跨語言中的雙及物義。其中，第一個動詞為泛義的處置輔動詞ka³³，它也可以被表示具體的處置方式的實義動詞如「送」、「餵」、「賣」等替換，這些動詞與位於句末的第二個動詞「給」構成連動結構，此處的「給」有語義虛化的條件，但由於句法限制，不會在此結構中語法化為與格標記，因為彝語是動詞居末型語言。若兩個動詞都為實義動詞，則連動結構也不會出現動詞語法化的現象，如使動詞結構「T+『煮』+R+『吃』（使動）」中兩個動詞都不會產生語法化。簡言之，彝語諾蘇話中的這三類三個論元的句法結構表現都一致，用連動結構表達，它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雙及物結構，甚至沒有真正的三價動詞。「客體處置」義是這些結構共同的語義基礎。這一特點產生的原因是彝語諾蘇話核心論元的格標記不發達，語序是其論元組配的主要手段，連動結構是其表達策略。很顯然連動結構在彝語諾蘇話中具有能產、顯赫、多功能的特點。這是首次對彝語諾蘇話雙及物結構和其他相關結構進行詳細的描寫，為語言類型學研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語料，研究結論也對類型學的理論研究也有一定的啟示。

早期上海話口語文獻顯示，雖然各類位移事件詞化結構皆有S型框架特徵，但無生自移事件S型框架傾向最強，其次是致移事件，而有生自移事件的V型框架傾向最明顯。位移事件內部詞化結構類型的差異反映了三者所受演變機制或者影響程度之別：雖然雙音節化和語義要素分離成為漢語位移事件向S型框架轉變的重要機制，但早期上海話中致移事件的詞化類型主要受制於連動結構語法化為動趨式的制約，有生自移事件卻借雙音節化使V型框架特徵更為穩定，無生自移事件因語義表達需要更青睞S型框架結構。研究表明，演變機制對詞化類型的制約作用並非均衡的，也非線性的，而是具有複雜性。

7–10 世紀的吐蕃古藏文中具有 yin 和 lags 兩個系動詞，同時兩者還語法化為表達時體功能的助動詞。語用上，前者用於統稱，後者用於敬稱。句法上，系動詞在肯定性的陳述句中並非強制性的，而是可選性的，但當處於否定句，以及含有對比焦點時，往往不可省略。lags 的敬語功能使其通常用於他稱的語境中，這種句法環境和語用功能使其逐步獲得了「敘實」的示證意義。在此基礎上，經由語用推理，yin 便獲得了「向自我」的示證意義。後世大多數藏語支語言系動詞所表達的示證系統即在此基礎上發展而來。yin和 lags 在句法上的非強制性特徵，在其他藏緬語中也有表現，可以作為分析古藏文此類句法現象的有力佐證。

霍爾語是四川境內較少人知的語群，屬於漢藏語系羌語支嘉戎語組。本文首度詳細介紹中部霍爾語格西話動詞的時－體範疇。保守的嘉戎語組語言，動詞均採「三分式」時－體系統，一般以方向前綴區別完整體與非完整體，以不同的詞幹標記過去與非過去時。相較於這種保守的形態格局，格西話動詞的時－體系統有數項重要的創新：（一）動詞詞幹交替大幅簡化，標註時間的功能基本喪失；（二）方向前綴從體標記轉成「相對過去時」標記，可通用的相對過去前綴də-開始逐步取代其他前綴，且有聚焦於動作結果的延伸功能；（三）以贅語式造出一般非完整體及「持續體」構造。這些重要的創新既源自內部衍變的機制，也明顯受到本地主流藏語的接觸影響。

本文探討上古漢語至近代漢語中「數＋量＋之／的＋名」形式、功能兩個層面的發展演變。形式方面，由先秦時期的「數＋量＋之＋名」發展爲宋元以後的「數＋量＋的＋名」，以及元代出現的「數1＋量1＋數2＋量2＋的＋名」；功能方面，「數＋量＋之／的＋名」由初始的純描寫型結構發展出計量功能。我們認爲，不同類型的數詞和量詞對「數＋量＋的＋名」這一結構的語義變化有重要影響。具體來說，當「數＋量＋之／的＋名」這一結構的數詞爲高位數詞、約數詞時，它一般表描寫功能；低位確數詞進入該結構促使計量功能的產生。個體量詞在該結構的大量使用進一步加速了該結構從描寫到計量的轉化。

本文探討甘青方言格標記「哈」的來源。首先梳理學界的兩種主要觀點，即頓詞說和方位詞說，進而提出本文的假設：「哈」本字是漢語的「下」，在和藏語的接觸中，首先用如與格標記並標記部分「賓語」，進而擴展到整個賓語，成為賓格標記，從而形成共時層面不見於藏語和阿爾泰語的與格-賓格同形的狀態。在共時的甘青方言的格系統中，「哈」是早期和藏語接觸的產物，離格標記、部分方言的工具格標記和反身領屬標記等是後期和阿爾泰語接觸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