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 Volume 27, Issue 3, 2026

抽象的

漢語的助詞「著」是一個用於表達持續性事件的非完整體標記，北京話裡它緊附於謂詞上形成「V著O」式，用例如「墻上掛著畫」「他騎著車上學去了」。在中國太行山以西的北方漢語方言（簡稱「西北漢語」）裡，助詞「著」有一系列迥異於北京話「著」的語法表現。首先，西北漢語的「著」在標示非完整體時經常遠離謂詞而位於賓語之後，如「<寧夏中寧> 我寫作業著呢我正在寫作業」。而且，這種「VO著」式可表達的非完整體意義遠多於北京話的「V著O」式，如「<烏魯木齊>路堵死底呢路是堵死的狀態」。其次，甘肅、青海、新疆的西北漢語裡助詞「著」還可以插在兩個VP之間承擔「連鎖標記」的功能，如「<西寧>家抱住娃娃著餵奶著她正抱著孩子餵奶呢」，這種「VP1+著+VP2」式的連鎖結構偏離了漢語為「連動型語言」的基本模式。由於「著」的這些特異現象既不見於古漢語文獻，也不見於其他地區的漢語，我們便比較了中國西北民族語（蒙語、藏語、突厥語）的相應表達式，最終證實：西北漢語「著」的各種特異表現源於漢語跟西北民族語接觸引發的創新性演變，其演變機制代表了語言接觸性演變的一種新模式「妥協性創新」。簡言之，兩種語言如果類型迥異，在接觸中就偏向創造一種「各讓一步、達到雙贏」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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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普遍認為連讀變調是音系層面的，協同發音是語音層面的，當一個聲調發生連讀變調之後，它對鄰近聲調的協同發音作用是以本調還是變調形式進行的，學界尚未展開充分的研究。本文以漢語普通話的上聲變調爲樣本考察這一問題，上聲的底層形式是低調，在另一個上聲前變為與陽平類似的升調。通過聲學實驗觀察上聲的不同表層語音形式對前接聲調的協同發音作用。結果顯示，陽平和半上聲對前一個聲調的逆向作用有顯著差異，而陽平和類似於陽平的變調上聲對前一個聲調的逆向作用則無差異。這些結果表明，上聲對前接聲調的逆向協同發音是以其表層的語音表達形式而不是底層音系形式為基礎的。這個結果同時意味著，發音人對連上變調規則的心理加工在發音之前已經完成，這與前人通過腦電研究上聲變調加工所得到的相關結果形成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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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台灣閩南語中非典型賓語的準語意併入現象，在句法模組中這類指稱目的、憑藉、時間、方位的名詞都須出現於介詞詞組由介詞（即核心）加以允准，但在詞法模組中，這類充當非典型賓語的名詞本身就具有各自的論旨角色，不須經由介詞允准而以光桿的形式勁直與動詞合併成複合詞，表現其慣習化的語意。在特定情境下與動詞相關聯的一系列名詞的選取係由信息顯著性所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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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音量詞在閩南語有多種可能，包含個體量詞｢个｣、動量詞｢下｣、以及在金門話鹿港話中可見的容器量詞｢下eh｣等； 因量詞語音近似導致書寫混雜，詞源難辨。透過｢做一下｣辭典文獻解釋，以及次方言材料比較，本研究論證｢做一下｣語意在早期文獻和當代次方言間的使用變異，是源於｢下｣字書寫代表了兩個不同量詞，動量詞和容器量詞，後者主要見於泉州方音材料。從不同時代文本語料切入，加上當代次方言材料比較，一方面顯示閩南語詞彙使用的方言差變異，需要透過完整的文本材料方足以充分論證，另一方面也說明在語言接觸演變的過程中，優勢腔興起不只是語音簡化為單一系統，詞彙語法等也會向優勢腔靠攏。因詞彙語法使用的並存特性，當次方言特色詞彙用法在競爭中衰減，常比語音變異更難於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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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討今日海陸客語七調格局的可能形成過程，本文將臺灣海陸腔客家話、中國潮惠地區海陸片客語、西婆羅洲硬話的聲調調值透過平山久雄「聲調環流說」進行分析，除了探究海陸客語內部調值差異的由來，也透過與龍華片客語的比較，擬測了海陸客語今日七個調類各自可能的演變過程。透過「聲調環流說」的分析，今日海陸客語陰平調的高降調勢可能曾經歷過高平調的階段；陽平調的高平、高升調勢可能經歷過中升、低升調的階段；陰上的中升、低升調勢則有可能經歷過低曲折調的階段；陽去的中平調亦可能經歷過曲折調的階段，早期與陰上相混，在語言接觸後才析出，並往中平調演變；陰去調的中降、低降調是在早期可能經歷過高降的階段；陰入與陽入較為複雜，今日各個海陸方言點的一致性較低，但均可透過環流的演變推導出早期的陰入低升、陽入純短高的調勢階段，而這些分析所構擬出的海陸客語「古調值」，與今日龍川、五華、揭西一帶的龍華片客語有極高的相似度，或許展現了龍華片客語與海陸客語的先後承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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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基於精細類型體系，從語義–語用界面剖析時間修飾語結構中的事件強迫(eventive coercion)，探究漢語時間介詞「自……以來、……後/前」在選擇非時間/事件性論元所引發的強迫能力。我們認為漢語的時間介詞缺乏強大的強迫能力，其原因在於本身的詞彙語義結構：漢語的時間介詞蘊含更精細、嚴格的類型限制，且特定論元的語義受到文化背景知識的影響，顯示出語言間的差異性。兩者的組合互相影響制約，符合Pustejovsky (2012)的「協同組合性原則」。我們認為強迫是詞彙義驅動的結果，是語義層面的操作，且引發語義非定性；我們須在語用層面借助世界知識或語境知識，通過基於類型信息的弱條件式語用推理，才能得到最終解讀。因此，本文的研究在避免生成句法及生成詞庫理論分析所產生的生成過度/不足、計數等問題的同時，也更合理地解釋強迫解讀展示出的多樣性、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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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是探討上古漢語副詞的全稱量化功能的問題。所涉及的副詞有「皆、咸、俱、盡、悉、具」等六個，其中較為深入探討的為「皆、俱、盡、悉、具」等五個。本文所探討的議題主要有三；一，這些副詞所約束的語法成分為何？二，這些副詞的性質與功能為何？三，這些副詞使用上的限制與其來源動詞間的關連為何？第二個議題是本文的中心議題，在這個議題上本文得到如下的結論：｢俱」不能算是具有全稱量化的功能。至於「皆、盡、悉、具」等雖然不能說沒有全稱量化的功能，但是這些副詞的全稱量化功能是次生的，是由這些副詞的主要功能或核心義衍生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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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很多南方方言的進行體標記源於處所結構式。本文從跨方言和跨語言的角度討論這種「處所型」進行體標記的共時變異和歷時演變，並在此基礎上探討南方方言處所型進行體標記演化的類型學蘊含。主要發現和觀點如下：(1) 處所型進行體標記在漢語方言中具有廣泛的區域分佈，普遍見於吳、閩、徽等南方方言，也見於粵、湘、贛、客以及官話方言。(2) 處所型進行體標記在南方方言中有甲、乙、丙三類形式，其中甲類ABC三音節形式是南方方言處所型進行體標記的原初形式，乙類的AB/AC/BC式以及丙類的A/B/C式分別是由甲類ABC式通過不同的刪略策略直接或間接刪略而來。(3) 漢語處所型進行體標記的演化在概念語源上體現了世界語言的歷時共性，但在語法化的語義機制和演變類型上卻彰顯了漢語的顯著特點。

This article reviews 《漢語韻律語法學綱要》